摘要:现在流传很广的梅兰芳蓄须明志的故事,就发生在思南路87号。
梅兰芳是享誉世界的京剧艺术大师,也是20世纪中国戏曲、中国文化的杰出代表。2024年是梅兰芳先生诞辰130周年。近日,在上海交通大学程及美术馆举行的“梅绽香风远:纪念梅兰芳诞辰130周年文献作品展”活动中,梅兰芳的外孙、原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编导范梅强讲述了梅兰芳一家在上海的往事。
『外祖父的坚决』
1957年,我出生于上海广慈医院,也就是现在的瑞金医院。我在上海生活到2岁后搬到北京,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一直经常往返于京沪之间。我熟悉上海,能听懂也会说一些上海话,对上海很有感情。
我之所以在上海出生,与外祖父梅兰芳抗战之后长期定居于上海有关。梅兰芳有三子一女:长子梅葆琛、次子梅绍武、女儿梅葆玥、三子梅葆玖。我的母亲就是梅葆玥。因为我从小一直生活在梅家,所以跟着家里的其他孩子,称梅兰芳为“爷爷”,称福芝芳为“奶奶”。
我们的家就在现在的思南路87号,新中国成立前这条路叫作马斯南路。87号在弄堂的最里面,而弄堂靠外面的73号和71号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1946年至1947年国共谈判期间,周恩来曾在这里工作、生活,并接待过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因此这里又称周公馆。新中国成立后,梅兰芳在北京见到周总理。周总理对他说:我们原来还是街坊呢。
我母亲梅葆玥1930年出生于北京无量大人胡同,后来随梅兰芳一起搬到上海。我舅舅梅葆玖1934年出生于思南路87号,在思南路87号隔壁的磐石小学上学。由于社会上经常发生孩子被绑票的事情,为了梅葆玖的安全,家里人和磐石小学商量后,在篱笆墙上开了一个小门,梅葆玖每天通过这个小门去上学。
蓄须明志的梅兰芳。
现在流传很广的梅兰芳蓄须明志的故事,就发生在思南路87号。当时,日本人想逼迫梅兰芳唱戏,可他为了不让日本人得逞,直接蓄起了胡子。后来,汪伪特务头子吴世宝又逼梅兰芳去南京公演,为了拒绝,他竟请医生为自己注射伤寒疫苗。那个医生知道梅兰芳对疫苗过敏不敢下手,但是梅兰芳说:“我抱定一个宗旨,就是不给日本人演出,哪怕死也毫无怨言。”冒死打了疫苗后,日本医生来为梅兰芳检查时,他竟已发烧到42摄氏度,险些丧命。
因为不唱戏,在那段时间里,梅兰芳把很多精力用于绘画和教学。他很喜欢画梅花,那时候他画的多是墨梅。1945年8月的一天,大约是从朋友或者电台听到日军打败仗的消息,梅兰芳很高兴,连夜画了一幅梅花图,并上了色,取名“春消息”。第二天就传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春消息”成了胜利来临的消息。
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性格温和的梅兰芳很容易受到周围人的影响。但实际上,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梅兰芳一向看得很准,态度也很坚决。抗战期间蓄须明志就是一例,新中国成立前他态度坚定地留在大陆也是一例。
很多人想拉他去台湾,包括他的挚友兼智囊齐如山,但梅兰芳认准了不能去台湾,因此与齐如山分道扬镳。他和好友、曾任中国银行总裁的冯耿光约定都留在大陆。新中国成立后,梅兰芳到北京,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冯耿光留在了上海,担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在文史馆工作。
『母亲的恋爱』
梅兰芳从上海回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等相关活动,是陈毅市长登门发出的邀请。由于当时梅兰芳在北京已经没有房产,他就经常住在六国饭店或远东饭店。周总理觉得梅兰芳住宾馆会有诸多不便,就说要给他找一处宅子,把家属也接过来定居。梅兰芳因此搬入了护国寺街甲1号,梅家的重心也从上海转到了北京。
梅葆玥第一次上台演出《四郎探母》时的合影,左起:梅葆玥、福芝芳、李桂芬。
但是,我的母亲梅葆玥等人仍然常住上海,因为她在上海震旦大学文理学院读书,并在学习京剧老生。给梅葆玥开蒙的是著名京剧老生李桂芬。我母亲学京剧老生不是故意安排的,学京剧要按照自身的条件来选择,我母亲大嗓比较好,适合唱老生。
李桂芬和福芝芳是师姐妹,两人是关系极好的闺蜜,小时候一起学戏,李桂芬唱老生,福芝芳唱花旦。李桂芬后来嫁给了一个军官,但那位军官不幸早逝,李桂芬就带着女儿卢燕搬到上海,长住在梅家。卢燕还拜梅兰芳为义父。卢燕在上海就读于圣约翰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后来和李桂芬一起移居美国,成了著名的好莱坞华裔女影星。
大学一毕业,梅葆玥就从上海到北京去工作了。但梅家在上海仍然留了一些人,尤其是我的老祖福苏思,也就是梅兰芳的岳母、福芝芳的母亲。梅葆玥到北京工作后也常回上海,因为她在上海谈恋爱了,她的男朋友是出自买办家庭的范丙耀,也就是我的父亲。
听我的父亲说,范家是宁波天一阁的后人。我爷爷范文荣跟着长辈来到上海,被介绍到一家银行做门童。银行行长看他眉清目秀,让他给自己拎包。我爷爷很聪明,慢慢地跟着学会了说英语。这个行长就把一些业务交给他做,他慢慢积攒了一些人脉。后来,我爷爷与人合伙办了一家纺纱厂,叫荣丰印染厂。
临解放的时候,兵荒马乱,荣丰印染厂的股东们商量着要把工厂搬迁到香港。由我爷爷压阵,负责搬迁厂里的机器。但还没有搬完的时候,我父亲范丙耀和母亲梅葆玥恋爱了。梅兰芳就跟我爷爷说:干脆别走了,我们做亲家吧。我爷爷就留了下来。
范梅强和父亲范丙耀、母亲梅葆玥。
我爷爷家有一幢四层小洋楼,在建国东路500弄31号,现在已经拆了。新中国成立后,荣丰印染厂经过公私合营,成为国棉31厂,我爷爷和我父亲一直在厂里上班。我父亲由于工作,和我母亲梅葆玥长期京沪两地分居。母亲由于在剧团的演出任务比较重,不能专心照料我,所以我刚出生时,就留在上海思南路87号的家里,由老祖照料。老祖和我相差三辈,在当时,四世同堂是一件很吉利的事。
1959年,我2岁的时候,跟随老祖迁居北京,从此离开了上海思南路87号。
『最遗憾的事』
在我的印象中,外祖父梅兰芳一直穿着中山装。他常穿两身中山装,一身颜色浅,一身颜色深。有时候冬天在家里休息,他会穿老棉裤,上身穿当时流行的丝绵袄。他总是很忙,但每天早晨还抽出时间晨练,打打太极拳,舞舞剑。他在晨练的时候,家里人不让我出去打扰他,我就扒着窗户看。
我记得小时候我很喜欢到外祖父屋里,从他的展示柜里找好玩的东西,那些都是他从世界各地带回来的纪念品。我经常找一样拿在手里,坐在他的怀里摆弄。
外祖父是世界上最和善的人,因为不管我做了什么,他从不责备。小时候,妈妈演戏时,我在后台玩,差点爬到了台子上。眼见我搞得观众笑了场,他也没说我半句。
我听外祖父以前的秘书许姬传先生说,在20世纪50年代,梅兰芳的工资达到了全国第一,因为他当时是按出场费拿工资的,所以他每个月的收入都超过4000元。抗美援朝开始后,梅兰芳主动买了一架飞机赠送给志愿军。国家困难时,他又曾两次主动降薪。最后,到1959年时,曾经全国工资第一的他坚持只拿文艺一级演员的工资336元。
我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一张和外祖父梅兰芳的合影。有一天,《人民画报》的记者来家里给爷爷拍照,工作照拍完后,还剩几张胶片。《人民画报》的记者就说,请家里的孩子一起过来拍张全家福吧。在家的孩子们都被叫出来拍照。但很可惜,我正好去上幼儿园了,没在家。结果,我的表哥都赶上了,我和两个表妹没有赶上。
1961年8月8日,梅兰芳不幸去世,年仅67岁。他是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的,走得很突然,家里没有什么准备。1959年梅兰芳入党的时候,回家来曾很高兴地对福芝芳说,他签了一个字,去世后遗体要火化,并且把家产捐出去办纪念馆。
在外祖父去世之后大约一个月,周总理陪同越南总理范文同到梅家访问。这是很早就定下的外事活动,梅兰芳去世后,有关部门问福芝芳要不要取消这场活动,福芝芳认为取消活动不太好,于是就把拜访变成了慰问。
我还记得此事。当时,我正在睡午觉,被大人叫醒,换了一身衣服,被带到客厅。福芝芳对范文同总理说,这是我的外孙,和您一个姓。我一直坐在周总理的腿上,后来又被范文同总理抱了过去,直到访问结束,范文同总理才把我交给阿姨。那天,外祖母福芝芳穿着一身黑色的旗袍,可能是因为外祖父刚去世而专门穿的。
范梅强(右)1987年第一次登台时与母亲梅葆玥的合影。
『吊嗓子的声音』
那时候,梅家住在护国寺街甲1号,也就是现在的梅兰芳纪念馆所在地。这个宅子原先是一进四合院,我们从上海搬来后,家里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就把一进四合院改成了两进。
我在厂桥小学上学。没想到,刚念完一年级,“文革”就开始了。我们家被贴大字报、开批斗会、抄家,不久,我们被赶出了护国寺街甲1号。
幸好外祖母福芝芳有远见,因为护国寺街甲1号经常待客,人来人往比较乱,她就买下了西旧帘子胡同29号。我们全家搬到了西旧帘子胡同29号,我也从厂桥小学转到了西绒线小学,后来又上了31中。由于我母亲和父亲一直在京沪两地工作,我就经常跟着大人坐火车在北京和上海两地来回跑,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我中学毕业。
梅家与上海的关系也一直没断。虽然“文革”期间梅兰芳已经去世,梅家的境遇也不佳,但在福芝芳的主持下,梅家一直尽力接济同样困难的朋友、同行,其中许多都居住在上海。
冯耿光早年力捧梅兰芳,是公认的“梅党”领袖。冯耿光无子无女,到了晚年,梅家一直资助他。冯耿光去世后,梅家还接着资助冯耿光的夫人,直到他的夫人去世。
还有被梅葆玖、梅葆玥称为干爹的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原院长沈成武。沈院长原先开私人诊所,新中国成立前治好了梅葆玖的肺结核。梅兰芳觉得无以为报,就让梅葆玖拜沈院长为干爹。新中国成立后医院公私合营,沈院长把诊所的医疗器械包括X光机等都捐给了国家。在沈院长因心脏病去世后,福芝芳继续接济他的夫人。
“文革”期间,得到梅家接济的还有多次与梅兰芳合作过的京昆名家俞振飞。俞振飞遇到经济问题时,就会找到我的父亲范丙耀。我父亲把钱给他后,会记在小本子上,之后再向福芝芳汇报。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我们全家到上海躲避地震,居住了半年多时间。我们住在我父亲在建国东路的房子里。那时候,思南路87号已经成了一个大杂院,有7户人家住在里面。我的父母亲曾经带我回去过,住户们都知道我们,还跟我们打了招呼。母亲告诉我,当年我就出生在四楼。
后来,传来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不久,高考也恢复了。我是1976年高中毕业的,就回北京准备高考。我理工科不太好,我就对母亲说,想考中国戏曲学院。1977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中国戏曲学院没有招生,1978年中国戏曲学院恢复招生,我报考并被录取,成为梅兰芳唯一一个专业学习戏曲的第三代。
1980年恢复传统戏曲后,梅葆玥和梅葆玖再度登上舞台。
打倒“四人帮”后,我们家也很快平反了。记得来我家宣布平反政策的是时任文化部部长的黄镇。他对我外祖母说,国家让我们来看望你们,打倒“四人帮”了,给梅先生平反。听了这话,外祖母激动得哭了。虽然我们可以搬回护国寺街去住了,但她说,不搬回去了,太伤心了,之前决定做梅兰芳纪念馆,就好好地改建成纪念馆吧。
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梅葆玥、梅葆玖可以重新唱戏了。之前,外祖母曾经说过,再也不让他们唱戏了,但实际上,她还是很高兴他们能恢复唱戏的。从那之后,我们家的院子里又有了唱戏吊嗓子的声音。
『“德先于艺、国重于家”』
回顾外祖父梅兰芳的一生,我觉得,他是被时代的大潮裹挟着前进的,但是,他又站在了时代的潮头上,选对了方向,做对了很多事。
最初唱戏,由于勤学苦练,他成为一个“角儿”。后来更加出名,成为“伶界大王”。再后来,又被时髦地称为“梅博士”,成了中国京剧院和中国戏曲研究院的“梅院长”。
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他到苏联去访问,见到了芭蕾女演员乌兰诺娃。当他知道乌兰诺娃是“功勋演员”“人民艺术家”时,他就觉得,“人民艺术家”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誉。在他心目中,他最认可、最想成为的就是“人民艺术家”。
梅氏家训——“德先于艺、国重于家”。
现在,大家都很倡导良好的家风家训。今年夏天,在北京梅兰芳纪念馆旁边的街心花园里,竖起了一幅由我书写的梅氏家训——“德先于艺、国重于家”。这个家训的先后顺序耐人寻味:技艺是基础,但德先于艺;家无疑是重要的,但国重于家。要成为一名艺术家,必须先培养德,再培养艺,把国家看得比家庭更重要,并在此基础上为国为家做贡献。
梅兰芳正是如此,他首先是人民的艺术家,致力于把艺术奉献给人民。他就是这样用一生来践行“德先于艺、国重于家”的家训,他的艺术、他的人格才真正立住了,成为德艺双馨艺术家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