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几十年来，对于生态保护， 她是热切的参与者，也是冷静的观察者。
董雅文在**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的后辈来访，问她：“之后要做福建宁德的项目，董老师还能出差吗？”这个看起来瘦小的老太太给出斩钉截铁的回答：“能！”
在传统意义上，董雅文年逾九旬，是鲐背之年的老人，从研究员岗位上也已退休31年。不过，在学术意义上，她始终在“当打之年”，她总结：“甚至比在岗时候跑得更快。”
常有为毕业论文发愁的研究生求助于董雅文，董雅文便让他们住到家里，一张方方正正的餐桌，她和学生一人坐一头，开启每天不下10小时的“集训”模式，选择公式，搭建模型，绘制图表，当下时兴的工具和方法，她仍信手拈来。
董雅文近照。
做着纸头上的功夫，董雅文也会怀念“老故事”中“一脚泥巴一脚水”走出来的学术成果——60年前，她到苏州西山进行野外调查，一路从山脚爬上山顶，怀里抱了一堆馒头，走到寺庙里，狼狗突然从背后扑上来；40年前，她驻扎到乡镇做太湖治理研究，甚至把儿子也带到镇里上学；20年前，她作为专家之一，陪同南京市市长视察秦淮河，直言不讳：“水利部门建的防洪堤像水泥墙，建议不要搞。”
前不久，《南京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获国务院批复，其中统筹划定三区范围、三条底线，生态保护红线区40处，占国土面积的13%。这是空间利用和生态保护的刚性约束。
35年前，董雅文提出建设生态防护网架，而后成为国内首个提出“生态用地”概念的学者。追溯起来，如今城市中专门用于生态保护的“数字”和“线条”之所以诞生，她当年的观点就是起始之一。
几十年来，对于生态保护，董雅文是热切的参与者，也是冷静的观察者。
董雅文（左一）和学生们在一起。
长江的二类水回来了
“以前，上海和苏州的水，水质比较差，消毒剂味道重。”董雅文讲得很直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到苏州出差，自来水喝着犯恶心。”
2007年，太湖蓝藻暴发，无锡市饮用水源地受到污染，**饮用水被抢购一空，约千万人遭遇饮用水水源污染的威胁。
董雅文听到消息后丝毫不意外。“蓝藻历史上就有。”周边工业废水、生活污水排入太湖，氮、磷等含量升高，蓝藻越养越多，“如果不及时捞出，蓝藻在水里腐烂，太阳一晒发臭，并且很快会堵住取水口。”
早在20世纪80年代，董雅文便参与**太湖流域水污染治理科技攻关。太湖边上，他们选了7个小城镇，在工厂排污口外做治理示范工程。
“乡镇企业污水直接排放，检测出来100多种污染物。”董雅文带领团队针对重点污染源进行治理，相关成果获得**科技进步三等奖。
不过，科技攻关之后，太湖及其流域水污染问题还需要持续治理。“科技攻关只做几条河道的示范工程，太湖有200多条出入湖河道。”董雅文回忆，1992年之后，乡镇企业又有大发展。尤其在长三角，相关产业集中，起步较早，对太湖乃至长江的影响更明显。
董雅文为长三角的“水”忧心忡忡，问题不止存在于太湖。
江苏张家港的长江岸线，石化工厂、港口码头林立。岸线如果全部开发了，子孙后代怎么办？再者，随着上游来水，泥沙堆积，或冲刷侵蚀，河流岸线有一个自然演替的过程。若全部岸线作为生产岸线被开发利用，那么，缺少生态岸线与生活岸线配置的城市，人与江水难言和谐共生。
乡镇工业搞了几年，苏南化工产业和染织行业需要大量用水。考虑到生产成本，“不少工厂家门口挖个深井，出水了，不需要再到外面买水。”董雅文实地走访了不少地方，整个苏南地区的地下水开采量过大，过采引发地下水水位下降，地面出现下沉，“当时苏州黄埭镇有一处地面下沉比较明显的农地，水稻田变成了低洼的水草地。”
2024年9月25日，本年度阳澄湖大闸蟹在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水域开捕。蟹农一手举着公蟹，一手举着母蟹，展示丰收的喜悦。
苏州阳澄湖中间，有一块伸入湖心的陆地，叫“美人腿”，风景非常漂亮。“美人腿”上的小镇沺泾，大闸蟹养殖产业兴盛。董雅文到访时，从岸边坐船入湖，船宽不到1米，行驶却十分困难，被家家户户围网养殖的大闸蟹包围，中间仅留了一条窄窄的过船水道。“苏州当时取水口就在附近，专门检测过蓝藻密度，高得不得了。”
阳澄湖南边是苏州工业园区，启动建设初期，大搞土木工程，需要大量土源。那是平原地区，土从哪儿来？当地曾计划从阳澄湖湖底挖淤泥，向董雅文征求意见。“那肯定不能同意。”底泥中生活着很多微生物、底栖动物、浮游动物和植物，水、泥界面被破坏之后，整个湖泊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将遭受严重破坏。
南京六合有座冶山，在本世纪初，冶山大大小小的采石场加起来有好几十家，矿山被废弃后，留下面积巨大的矿坑宕口。曾有人建议，把“大坑”作为生活垃圾填埋场，董雅文又着急了，“垃圾中的污水渗透到土壤里，污染农田，得不偿失”。
“先污染后治理，这是早期国内外的主要观点，我们也都认同，要先将经济发展起来，大多数**的发展道路也是这么走过来的。”董雅文说，不过积累的污染物越多，治理难度就越大，需要尽量缩短“污染”阶段的时间。
很快，地下水无序开采被叫停，慢慢补充恢复；阳澄湖大闸蟹被限制养殖面积，更讲究科学；苏州工业园区的建设没动阳澄湖的底泥，选择从其他地方购买，这是成本更高的方案；冶山启动生态修复，重新栽花种草，改建成为金牛湖野生动物王国，在旅游市场中很是火热。
后来，董雅文参与《江苏省沿江地区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编制，“明确沿江水质目标，明确对企业排放的工业污染源和生活污染源的控制，并给出具体措施的建议。”紧接着，在规划基础上，《江苏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出台，有**效力，江苏对长江的保护也正式有了依凭。
“最近几年，长江的二类水已经回来了，非常棒！”董雅文摆摆手，后面紧接着还有一句话，“但是不稳定，这也是我们下一步努力的目标。”
2023年7月3日，杭州富春江开渔 渔民喜迎江鲜丰收。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关于生态的红线
董雅文是自然地理学专业出身，主要从事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自然过程演替规律和调控研究，工作之一是选址。
双季稻最北的种植界限在哪里？在粮食产能紧张的年代，一年能种两季的稻米产量比一季稻高很多，这条“线”由此成为关键的学术问题，而光热、水分、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禀赋研究就是确定双季稻适宜种植界线的基本条件之一。
同样的道理，生态保护，也并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样简单，而是系统性工程。比如，有的乡镇企业因经营不善破产，厂房慢慢撤下来，但是污染仍然留在流域上。
一筹莫展之际，董雅文想起刚入行时便接触的“自然区划”，也牵扯出一段往事。
董雅文的家乡在黑龙江哈尔滨，1954年，在从哈尔滨开往列宁格勒的火车上，她接到明确通知，接下来几年，要学习自然地理专业。那年她20岁出头，一下发蒙了：“那时候哪知道什么是自然地理？”
后来，她才明白，在新**成立初期，综合自然地理是**最需要的专业之一。各个部门根据情况上报需求，再统一平衡统筹，“一个萝卜一个坑”。和她同年出国的**公派留学生有900多人。综合自然地理专业2人，是当时的**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所长周立三向上申报的名额。1959年后，周立三点名为所里要人，要求留苏的、列宁格勒大学的、综合自然地理专业的，一下便点到董雅文。
江苏综合自然区划的相关工作是董雅文进所后的第一项任务，“进行野外调查工作时，每到一处，必须到寺庙，寺庙的选址总是当地生物多样性最好的地方，林木、鸟类、昆虫等什么都有”。水源、地层、气象等，多种要素相互联系，都需要观察后做出综合判断。北亚热带与中亚热带在江苏的界限划分是核心问题，以此为依据，更好利用自然禀赋。
顺着“区划”的思路，一定区域内各要素互相影响，能否划定专门区域用于生态保护？比如，保护水源，要把和饮用水源相关的入湖河道都保护起来，定为禁止开发区域。
2024年4月19日拍摄的清水潭湿地公园景色（无人机照片）。近年来，江苏省高邮市文旅等部门大力推进清水潭湿地公园建设，优化空间布局，扩大湿地面积，完成水生态修复。优美的生态环境吸引了东方白鹳、夜鹭、白鹭等鸟儿在这里筑巢栖息、繁衍。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20世纪90年代中期，董雅文提出生态防护网架和生态用地的概念，并成为国内提出这一观点的第一人。
自1989年底开始酝酿准备，董雅文承担城市生态研究工作，在综合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城市生态防护网建设方案。1999年，董雅文等发表《城市化地区生态防护研究》，对“生态用地”进行阐释，认为生态要素的空间定位统称为生态用地：成片森林、湖泊水体、湿地、农业用地以及宽敞空间等属于斑块状的生态用地；河流、交通走廊、沿海滩涂等属于线状或带状生态用地，或称生态走廊。斑块与廊道相互嵌套是发挥最佳城市生态效益的首要条件。
概念颇具说服力。生态防护网架的“主骨架”支撑整个城市的生态安全，轻易不能触动。有韩国企业到南京投资建设化纤厂，要建在燕子矶，相关负责人请教董雅文：“董老师，工厂要建的地方是生态网架什么位置？”董雅文扒拉着地图说明，丝毫不客气：“在主骨架边上，不能让它进来。”
直到现在，仍有咨询业务纷至沓来，“南京大项目一个个落地，城市面积和建设用地不断扩张，原先的生态防护网架还剩多少了？”
如今，生态用地的概念一脉相承，演化为生态空间。2018年，江苏在全国率先划定**级生态保护红线，占全省陆域面积的8.21%。今年9月，《南京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获国务院批复，统筹划定“三区三线”，生态保护红线40处，总面积496.64平方千米，构建“一带十片、两环多廊”的市域网络化生态安全空间结构。
回首再望，董雅文当年的愿景早已落在纸上成为蓝图，后人正一点点实现。
游船从南京秦淮河上驶过（8月21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两条腿同时走路
当规划中的红线落到真实的土地上，各种各样意料之外的情况出现了。
一开始，红线具体怎么划，下放指标到地方，由地方上报。各地拿着图来报，东一块西一块，“整块的达不到要求，靠边的就往上凑。”有的划100米，有的划1公里，也很不平衡。董雅文到现场勘查，看每个地方的地形情况。之后再经过江苏省测绘局，借助技术手段将其协调统一。这一过程持续了几年，十分艰难。
“归为生态用地，意味着这块土地禁止开发，对于‘红线’，地方一开始反应非常大。”董雅文理解，毕竟土地空间是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最基础的要素之一，自然资源意味着发展机会。
更为棘手的是，这样的矛盾有时跨行政区划出现。“比如，哪个城市在太湖能不能取水、在哪里取水，争议比较多。”董雅文说，取水口周边都是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上游入湖河道流域里的乡镇工业废水、城镇生活污水排放要严格控制，不然会直接影响太湖的水质。而太湖一大半在无锡，还有一部分在苏州和浙江湖州，协调起来并不容易。
江苏和浙江的交界处，存在河流上游和下游之间的矛盾。那里有印染工业最发达的城镇，产业发展，污染严重，此处属低洼水网地区，污水很难排出去。上游用水，殃及下游，交界处居民时有口角。
淀山湖在江苏和上海的交界处，在太湖流域下游。入湖河道江苏要保护，出湖河道上海能开发，打破行政边界之后，在保护和开发上进行协调，才能确保淀山湖水质稳定，其中有大学问。
既要能够很好地保护环境，同时也要不妨碍经济发展。这是董雅文又一阶段的探索目标，“做环保的人，不能为了‘环保’而‘环保’，还是要协调。”
这是一张拼版照片，上图为1994年苏州工业园区手绘规划图（新华社发）；中图为2012年拍摄的苏州工业园区照片（新华社发）；下图为2024年8月29日拍摄的苏州工业园区（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李博摄）。
2011年左右，江苏省发改委委托南京地湖所承担江苏省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董雅文再次参与。2015年，《江苏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出台。
这对她启发很大，“传统产业不能砍，也没必要进行区域间转移，要走绿色化、低碳化、循环化的转型路子”。
2013年至2023年，董雅文作为江苏省循环经济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考察、验收了不少经过技术改造后的工业园区。
连云港徐圩三大石化产业集群。一个上下游相互循环、产业链相互联通、价值链互为补充的绿色产业接近闭环成链。目前，该区内连云港石化基地循环经济产业关联度已达80%，形成了国内领先的“油头、气头、煤头”三头并进的多元烯烃产业链。
“环境保护要做好，一条腿不行，必须要两条腿同时走路，双向发力。”董雅文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单是经济问题，还是环境问题。”
现在，董雅文有时还会回到太湖。在强力引导下，太湖流域产业结构调整，对化学制浆、造纸、制革等六类重污染项目全面禁批，制定了全国最为严格的化工、印染等地方排放标准。太湖如今的万顷碧波，和她几十年前看到的已大变了模样。
董雅文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