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京
《通向繁荣之路:经济学家为什么争论》王东京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亚当·斯密有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资源配置有两只手:一只是看不见的市场无形之手;另一只是看得见的政府有形之手。斯密还强调:资源配置应首先让看不见的手进行基础性调节,发挥主导作用;而只有在市场覆盖不到的地方,政府才可拾遗补缺,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
亚当·斯密虽讲得清楚,然而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界围绕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发生了一场国际性的大论战。当苏联建成第一个计划经济体后,许多学者为计划经济大唱赞歌,也有学者极力反对。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1920年发表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一文,他指出,资源不可能通过“计划”优化配置。此观点后来遭到兰格等人的批评,而哈耶克是米塞斯的坚定捍卫者,并直言不讳地宣称:计划经济是通往奴役之路。
1937年是一个重要节点,该年科斯发表了那篇大名鼎鼎的《企业的性质》,其分析独具匠心。科斯说:资源配置在企业内部是计划;在企业外部是市场。于是科斯问:如果计划一定比市场有效,企业就会无限制地扩大,可为何地球上不见有哪家企业扩张成一个国家呢?相反,若市场一定比计划有效,那么企业就不应该存在,可人类社会为何会有企业出现?
由此科斯得出结论:计划与市场各有所长,不能相互替代。两者的分工,决定于交易费用的高低。“交易费用”人们耳熟能详,无需我解释。科斯的意思是,资源配置用“计划”还是用“市场”,就看何者交易费用更低。若计划配置比市场配置交易费用低,就用计划配置;否则就用市场配置。
逻辑上,科斯这样讲肯定没有错。可困难在于,交易费用的高低,是事后才能知道的结果,事前人们很难预知用计划或市场配置资源何者交易费用更低。既如此,又如何在两者间作选择呢?
猛然一听,此问题确实有些棘手。不过仔细想,我们对交易费用其实并非全然无知。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但凡市场失灵的领域,计划配置的交易费用就要比市场配置低。比如“公共品”的提供,由于公共品消费不排他(你享用不妨碍我享用),供求规律起不了作用。此时公共品若由市场配置,交易费用会远比计划配置高。
为便于读者理解,让我举灯塔的例子解释。
灯塔属典型的公共品,灯塔若由市场配置会有两个困难:一是难以定价。由于灯塔消费不排他,且不论多少人同时享用,也不改变建造灯塔的成本,因此市场无法给灯塔提供的“服务”定价。另一个困难,也是由于灯塔消费不排他,过往船只中谁享用或谁没享用灯塔服务无法辨别,于是给灯塔主人收费造成了困难,若强行收费,势必引发冲突。
由此可见,无论是服务定价还是收费,由市场配置灯塔皆会产生额外的交易费用,这也是古今中外灯塔要由政府提供的原因。
与灯塔类似,诸如国家安全、社会公正、助弱扶贫等也都具有公共品属性,为节省交易费用,此类项目也应该由政府提供(配置)。中央之所以强调“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我理解,就是指政府在上述领域应当仁不让,承担起自己的职责。
是的,公共品(服务)不同于一般竞争品,它只能由政府提供。反过来,非公共品即一般竞争性资源的配置,就应交给市场,政府必须走开。当然,这并不是说市场配置无交易费用。交易费用仍然有,但相对政府配置会低很多。想想从前的计划分房,曾引发出多少矛盾冲突?今天何以用货币购房取代计划分房,重要一点,就是过去计划分房的交易费用太高。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近年来中央的一个提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何为“决定性作用”?对此学界有多种解释,而我认为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让供求决定价格。价格是市场信号,价格若不由供求决定,市场信号不反映供求,则资源配置必方寸大乱。令人遗憾的是,至今却仍有人坚持政府要管价格,认为不如此就无法照顾穷人。其实,政府照顾穷人可给穷人补贴,大可不必管价格。管价格的结果只会适得其反,令短缺商品更短缺。
第二个重点,是由价格调节供求。事实上,价格调节供求的过程,就是结构调整的过程。如某商品价格上涨,表明供应短缺,受价格指引企业会多生产;某商品价格下跌表明供给过剩,企业会少生产。这样看,生产什么或生产多少要由企业做主,政府不能指手画脚。要知道,政府并不知未来怎样的结构是好结构,官员也不会比企业家更懂得市场需求。
另外再一个重点,是推动生产要素市场的全方位开放。让价格引导资源配置,前提是允许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试想,假若要素市场被固化,资本不能在行业间自由转移,价格何以引导资源配置?倘如此,“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岂不是一句空话?
(作者为经济学家、曾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